[勵志篇]比爾·蓋茨:什么是樂觀?

2018-07-24

能受邀到斯坦福做畢業演講,對任何人都是件令人激動的事,我們尤其如此。斯坦福是個盛產天才的地方,這所學校發生了很多了不起的事,但如果要我和梅琳達概括,我們最愛斯坦福的一點,是“樂觀”。

這里有濃郁氛圍,讓人覺得創新能解決所有問題。也正是這種信念,讓我在1975年離開波士頓郊外那所大學,并永遠輟學。我相信,神奇的計算機和軟件會幫助各地人,讓世界更美好,從那時到現在已經過去40年,我和梅琳達結婚也已經20年,我們比以往更樂觀,今天我們想與你分享我們學到的,你我的樂觀將如何幫助他人。

我和Paul Allen創建微軟時,想把計算機和軟件的力量帶給人們。當時,只有大公司才買得起計算機,我們希望讓普通人也能使用這份力量,使計算機民主化,到1990年代底,我們看到個人計算機對人的巨大效用,但這種成功,產生了新的困境。

如果富家子弟能使用計算機,而窮人不能,這種技術將加劇不平等,這與我們的核心信念相抵觸,因次我們努力縮小差距。我把它當作微軟首要任務,梅琳達和我將它作為基金會早期的首要目標,為公眾圖書館捐獻個人電腦,讓每個人都有機會使用。

1997年時,“數字鴻溝”引起我的關注,我首次去南非出差,住在南非最富裕的一戶人家中,當時距NelsonMandela 上臺只有三年,種族隔離剛剛終結,我同主人共進晚餐,主人用紅鈴喚來管家,餐后女人會和男人分開,男人們開始抽雪茄,我心想,幸好我讀過簡·奧斯汀的書,不然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么。

第二天,我到索韋托,約翰尼斯堡西南部的貧窮小鎮,也是反政府武裝的大本營。從城區到小鎮非常近,而入口卻如此突然而刺眼,我來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。索韋托之行,讓我在很早就意識到自己的無知。微軟向那里的一個社區中心捐贈計算機和軟件,和我們在美國做的一樣,但我很快明白,這里不是美國。

我見過關于貧窮的統計,但從未親眼目睹貧窮,那里的人住在瓦楞鐵皮屋里,沒有電,沒有水,沒有廁所,大多數人不穿鞋,在街上赤足行走,不過,那里沒有街道,只有布滿車印的泥路。

社區中心沒有持續電力供應設施,他們安裝了一根延長線,從社區中心鏈接到200 米以外的柴油發電機上,看到裝置后,我明白:一旦記者離開,發電機會被挪到更需要的地方,使用社區中心的人會離開這里,為不能被電腦解決的問題擔憂。

當我對媒體說出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時,我說:“索韋托是個里程碑,我們正面臨的重大決定是,科技是否讓發展中國家落后,也就是要縮小數字鴻溝的問題。”但當我讀出這些詞,我卻發現它們關系其實不大。

當時我沒說的話是:我們并沒注意到一個事實,這塊土地上,每年約有50 萬人死于瘧疾。在我前去索韋托前,我自以為理解世界的問題,但我卻對諸多最重要的視而不見,我如此震驚于所見,并因此捫心自問:我還會相信創新能解決世界上最棘手的事嗎?我對自己保證,在重回非洲前,會找到更多讓人們貧困的原因。

這些年來,梅琳達和我發現了更多貧困者的當務之需。此后一次南非出行中,我來到一家醫院,探訪MDR-TB (抗藥性結核。┗颊,或叫耐多藥結核病,一種治愈率不到50% 的疾病。

我還記得這家醫院,一個絕望之地,巨大的開闊式病房中,無數病人拖著腳步,穿著長衣,戴著口罩,有一層樓專為兒童開設,包括一些床上的嬰兒,這有一家很小的學校,讓適齡兒童學習,而很多孩子卻撐不到那個時候,院方也不知道堅持運營學校是否值得。

我同一位30多歲的病人聊過,她曾是結核病醫院一名職工,因咳嗽病倒。她看了醫生,醫生說她患上耐多藥結核病,此后她被查出艾滋病,她活不了多久了,而很多耐多藥結核病患者正等著她床位,這是一個有著排隊表的地獄。但見到地獄,不會減少我的樂觀,它指引樂觀。

離開時,我坐進車里,告訴醫生我們的身份,我知道耐多藥結核病很難治,但我們必須為這些人做些什么。實際上今年,我們進入了新結核藥物研發的第三個階段,對那些病人,他們不需再為18個月50%的治愈率花費2000 美金,只需為6個月80% 的治愈率花費不到100美金。樂觀常被視作為錯誤的希望,但錯誤的絕望也存在著,這就是當我們說我們無法擊敗貧困和疾病時的這種態度,實際上,我們當然能。

梅琳達和我,都見過過災難性的場景,但我們還是要盡量強調樂觀的力量,即使在絕境之中,樂觀會加速創新,產生新的避免痛苦的方法,但如果你從未看過遭受痛苦的人,你的樂觀不會有用。你永不會改變世界。

這讓我想到我眼中的一個悖論,F代世界是創新不斷的源頭,斯坦福坐落于它的核心,創立新公司,有思想的學校,碩果累累的教授,富有靈感的藝術文化,神奇藥物,還有優秀畢業生,無論你是收獲新發現的科學家,還是在深溝中理解社會最邊緣人的需求,你都在為人類見相互協助做出驚人的突破。

但與此同時,如果你問全美國人,未來會比過去更好嗎?大多數會說“不”,他們認為創新不會使世界對孩子或自己更好,那么,究竟誰是對的呢?是那些說創新產生新機遇,讓世界更好的;還是目睹不平衡趨勢,及機遇減少且不指望創新帶來改變的?

在我看來,悲觀者錯了,但他們不瘋狂,如果創新完全由市場驅使,如果不關注巨大的不平等,那么我們催生出的驚人發明,將讓世界分化得更劇烈,我們無法改善公立學校,無法治愈瘧疾,無法終結貧困,不會做出發明,讓貧困農民在變化氣候中種出食物。

如果我們的樂觀并未指出問題,那么我們的樂觀需要同情心,如果同情心引導樂觀,我們會看到貧困、疾病與破敗的學校,我們會以創新作答,讓悲觀者驚訝。

在下一代中,你們這些斯坦福的畢業生,會引領新一波創新的浪潮,你們要解決什么問題?如果你們的世界很寬,就會創造出我們理想的未來,如果你們世界很窄,則會造出悲觀者恐懼的未來。

我從索韋托開始學到,如果我們想讓樂觀關系于所有人,賦予各地人以權利,我們需要看到最有需求的人的生活。

如果我們有樂觀,卻沒同情心,那么掌握多少科學奧秘都沒用,因為我們不是在解決問題,而只是在解謎。我想,你們大多數人的視野比我當時更寬廣,在這方面,你們可以比我做得更好,如果你們能全身心投身于此,我們對此迫不及待。

當你們離開斯坦福,帶著你們的天分、樂觀及同情心,改變這個世界,讓千百萬人為之樂觀。你不需要著急,你還要開創事業,付清債款,找到并結下合適的另一半,現在做這些就足夠,但在你的生命之中,可能你自己并未計劃過,你會看到讓你心碎的苦楚,而當這發生時,不要掩面而去,就在這一刻,改變孕育發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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